摘要：(二)最高法院院长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根据《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
（4）道德哲学教义学的发展，如"充分"因果关系理论背后的正义哲学。
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措施不仅僭越了现行宪法法律的相关规定，也与我国现行人大制度和地方政治制度相冲突。虽然此次司法改革剑指司法的去地方化，但是改革后的结果是各省高院代行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法院系统的权力，是在法院领域的中央集权，是司法权在中央和地方的重新划分。
第9条规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法院的专项工作报告的议题，根据下列途径反映的问题确定：(一)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对人民法院工作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集中反映的问题。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最高法院院长形成了选举与被选举、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定关系。可见，二五改革纲要中的案例指导制度已经使得审判中上下级法院法定监督关系完全变为行政指导关系。按照《立法法》第8条的相关规定，有关国家主权的相关规定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23]权力分立与制衡是保障司法独立、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也是司法独立原则的精义与要旨。
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建立健全基层司法服务网络，推行基层人民法院及人民法庭聘请乡村、社区一些德高望重、热心服务、能力较强的人民群众担任司法调解员，或邀请人民调解员、司法行政部门、行业组织等协助化解社会矛盾纠纷。[21]不理睬不纠缠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或反对这一教义，他们完全理解，一般说来也支持这个抽象的教义，但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条件下，他们知道必须想象执法和司法的可能后果：对有权有钱有势者网开一面将引发法官、警察和检察官的腐败，损害法律的权威。
另外，千万不要误以为坚持法教义学适用就一定能消除或限制立法效果。我首先承认，对于某些社科法学的研究者，是可能有或应当找到或建立这样一个田野的，如上访研究、调解研究、基层司法研究等。对于绝大多数法律人，田野其实一定不是一个自然地理空间，而是一个由思想构建的空间。事实上，法律公知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普遍甚至远远高于法律专业知识分子。
若按照目前的法学发展趋势看，我的过于乐观的估计是，大约30年后，法教义学的研究--有别于教学，很可能不再能进入中国顶尖高校法学院顶尖学者的视野，相关的研究会转移到二流或三流法学院中去。在今天日益增多的法律部门中，真能拿得出教义的并不多，教义几乎一直局限于传统的刑、民法领域。
但更重要的是我对法教义学的社会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解：在传统的刑法和民法等长期稳定的领域内，法教义学可以稳定有效地应对大批量常规案件，若稍加拓展还可以延及应对许多稍有异常的案件。这并非一个居心叵测的希望，而只是一个推断。后者当年曾热情参与诸如刀制水治、人治与法治等具有强烈法治意识形态的法学大词的讨论，只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学术范式的更迭使较为年轻的学人关注起抽象的法律人思维或法官思维这类问题，又先后从美国和德国引进了法律推理和法律解释或法律方法论这类新设备，以更为抽象的有关司法论证、推理和解释的理论阐述加入了广义的法教义学行列。如此法教义学的边界就变得很模糊。
由于这类法律部门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侯猛认为目前中国社科法学研究的队伍不够大的断言，[17]在我看来很值得商榷。康德关于世界永久和平的未来，关于死刑正当性的论证，都是基于想象。我们没法找到一个能说服一切人接受并自觉遵循的应当或不应当，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应当会以各种根据和理由被不断塑造出来。重要的是他要有问题意识，包括对自己的生活或书斋，即在沉浸于其中的同时，至少偶尔还能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它，以反思者的视角把自己的专业、生活或书斋构建成一个有问题也可能有答案的田野。
甚至一个好的提问也需要想象，提出遗传学两个基本规律--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的伟大生物科学家孟德尔，最早的提问就是为什么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想象力的意义或功能就是在一个构建的思想空间中尝试着将那些之前怎么看都不大可能相关的经验现象一一勾连起来，凭着某种直觉或预感察知这个联系能否成立，令研究者决定尝试一下，甚至常常是推动、鼓动甚至激励着这个学人。即便不是范式转换，而是新资料的发现，或对旧有资料的全面重新解读，也需要各种条件的促成。
社科法学的研究不应当仅仅以学者的学科出身来界定，而应当以其研究法律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来界定。例如，今天即便是商法如公司、破产、票据、海商、信托和保险这些法律部门也很难恪守教义了，公司的组织结构已基本没法用教义来确定，必定要由具体的公司根据各种复杂综合性的社会、制度因素来确定，既要考虑政府规制、税收等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也要受行业甚或企业家精神这些高度不确定的因素影响。
[22]参见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人民法院（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民事判决书和四川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终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并且外国人著作的所谓影响力也主要来自较多中国学者对其引证，但这种引证并不一定证明了其在中国的学术影响力。因为以传统刑法和民法为典型的诠释法学，如今在国际的学术语境中重新给自己定了位，主动同德国接轨而多自称法教义学或规范法学，有的则译为法律信条论，是以法律的教义／信条为核心意念展开的理论话语，高大上的说法则是纯粹理性在现有理论架构上运作，而为现行批判它自身的能力。例如，刘涌案、药家鑫案、许霆案、李昌奎案等，每次这种事件发生，都既使刑事司法的权威在社会层面受损，也同样令法教义学的声望在法学界受损。[4]他认为法治本身……不可避免地充满了伦理疑问……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盖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社科法学是针对一切与法律有关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既包括法律制度研究、立法和立法效果研究，也包括法教义学关注的法律适用和解释，主张运用一切有解释力且简明的经验研究方法，集中关注专业领域的问题（内在视角），同时注意利用其他可获得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也包括常识（外在视角）。
[11]FriedrichNietzehe，TheWillofPower，TranslatedbyWalterKaufmannandR．J．Hollingdale，VintageBooks，1968，p．267． [12]SeeJamesFitzjamesStephen，Liberty，Equality，Fraternity：AndThreeBriefEssay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1，p．70． [13]这是康德的说法。[16]而另一个不大公开说的，摆着让人看或用来炫耀的理由，是法教义学历史悠久和其纯正的罗马法或德国法血统和门第。
其次，法教义学的适用范围也在收缩，而不是在拓展。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个例子还表明，所谓法教义学追求的是以理想法官为主体的思考有关法律解释和适用，这个说法就不可能为真。
在广东省特别是东莞市这个色情业相对猖獗的地区，若卖淫包括手淫，就一定会增大执法的要求，加重公安的工作量，引发治安案件和司法案件激增，也会对法院构成案件压力，这很可能超过当地的执法和司法能力，仅此就可能迫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卖淫做限制解释。[2] 但是，我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甚或只对了三分之一。
它还完全可能成功保留其法教义学的名号，但这是成功吗？什么意义上的？并且有必要争一个名分吗？真正的法学人关心的从来都是真实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讲，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也许结果只能是少数派给多数派让道，但正如英国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所言，那也不因为少数派知道自己错了，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是少数。法律、规范和教义重要，但只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之一，而不是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予以恪守的天条或教义。其中，强世功的几篇论文显得比较突出，主要借鉴了德国学者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和宪法思想，集中讨论了中国近代党国体制的政治实践，展开了有一定深度的分析和阐述
但我还真不认为中国的法学出路在于理论上的交战。事实上，按照这一思路，上文中我放在政法法学名下讨论的，如冯象的研究，就同时属于社科法学。
十多年前，针对世纪之交中国法学的发展，我概括并粗略分析了当时中国三种比较显著的法学研究传统：注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注重法律适用、解决具体法律纠纷的注释法学，以及借鉴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试图发现制度或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社科法学。[1]13年过去了，中国法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围绕这些问题重新做出理论性分析，或许有助于对十多年前的某些论断予以调整，并从中看出十多年来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
任何出色的研究，都需要强大并坚实的想象力。四、社科法学的几个问题 除了各部门法自身的社科法学转向外，一些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以社科法学为旗帜的研究。
就此而言，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关注领域有重叠却不重合。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下），《人民法院报》2014年4月2日。[25]这个解释看起来很符合法教义学，但实际上还真不是坚持法教义学的结果。也因此，持久专注于部门法的法教义学者通常不在意这支法教义学的志愿者队伍。
法教义学最喜欢自称是自给自足的法律科学，可以从法律文本和法律教义中求得发展和圆融，即便在疑难案件中，也能为……案件的裁决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实证上充分的说明。尽管如此，相比之前的注释法学或诠释法学，法教义学其实是一个边界更为狭窄的领域。
即便在一些问题上此刻有重叠共识，但在另一些问题上或在另一时空，可能就无法获得共识，因此只能不相为谋，最多也只能和而不同。或者就算有教义，如反垄断法中的追求垄断，或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今天的法律实践也已表明其是伪装的。
而如果没有其他法律人的合作，单靠法官，法教义学又如何发展得起来呢？ 最后也许还要提一下法教义学的拉拉队。[7]党国问题最早也许是我在回应美国学者阿帕汉的一个书评时将之纳入法学话语的。
